書札：《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本文另見於立場新聞 2020/05/17：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精神抗疫-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讀後感/#)

執筆之時，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超過30萬，各地 (除了少數太平洋島國)不同程度上都面對著這場突如其來的動盪 ── 比爾蓋茲更形容這埸「首次現代大瘟疫」有如世界大戰，只是全人類正面對同一敵人：新冠病毒(COVID-19)。各國政府如何減少疫情對人命傷亡和經濟打擊，成為當下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的關鏈議題。

危機當下，拾起科普作家賈德‧戴蒙 (Jared Diamond) 的近作《動盪》(早期出版的《槍炮、病菌與鋼鐵》是其成名作)，閱讀時一邊加以自身在香港的生活經驗來思考，令人份外如醍醐灌頂。

作者開宗明義特別提到自己故意用上「比較論」方法寫作，其中在探討國家已經展現的危機章節中，劃分七個現代國家 (分別為芬蘭、日本、智利、印尼、德國和澳洲)，透過敘述七國歷史上面對重大危機時處理手法的案例相互比較，藉此回應在探討單一國家危機裡無法找出的問題。至於為何只選擇這七個國家 (兩個在歐洲、兩個在亞洲，北美、南美和澳洲各一)，皆因都是作者較為熟悉 (更會說當中六個國家的語言，除日語) ，以及過往自己和朋友在當地擁有的生活經歷使然。

國家危機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爆發性危機」，其中包含兩種情景，一是受到另一個國家的外來衝擊而爆發 (芬蘭和日本)，一是因國家內部出現驟變而觸發 (智利和印尼)；另一類屬「漸進式危機」，即危機非突發，而是基於過去經歷了重大事件(例如二戰)後始逐漸成形 (德國和澳洲)。 作者總結時指出，危機當下，國家(和元首)只有及時作出適切的「選擇性改變」，方可走出困局。

芬蘭的國運vs香港的命運

以芬蘭為例，香港人或許第一時間想起極光或國際斐然的「芬蘭教育」模式 (近期可能會聯想到芬蘭34歲的女總理及其女性為主的內閣班子)，但原來芬蘭的歷史背景與香港今天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危機，在平行時空上竟有種似曾相識。

地理上，芬蘭與蘇聯(今俄羅斯)接壤的邊界是歐洲各國中最長的一個，十九世紀中很長時間只是俄國沙皇統治下的一個自治區，儘管經濟實力薄弱，但當時已經擁有自己的政府、貨幣和議會，直至一戰末期俄國革命爆發時才正式宣佈獨立。囿於地緣政治的現實，對外事務上必須顧慮蘇聯的軍事回應和政治利益。而芬蘭近代歷史上面對的第一次危機，源於1939年11月30 日蘇聯對芬蘭發動大規模襲擊而爆發。

作者曾經比對當時兩軍實力以突顯勢力懸殊。例如芬蘭只有三百七十萬人口，比蘇聯人口少約五十倍，當時蘇聯「只動員」四支合共五十萬人的軍隊攻打芬蘭，反觀芬蘭全軍僅有十二萬，無異以卵擊石。此外蘇聯軍備火力強大，芬蘭士兵則因為彈藥庫存有限，奉命要節省使用。面對十死九生的滅國危機，當時芬蘭人只有一個目標：盡最大努力死撐力抗蘇聯入侵，讓政府爭取更多時間對外求援，並讓蘇聯承受沉重的軍事代價，最終以保持政治獨立為目標。

(還記得香港去年春夏之交，不時留意到有人在街頭抗爭中投擲汽油彈對防暴警還擊。原來「汽油彈」的出現，正正源於當年芬蘭人在這場名為「冬季戰爭」(Winter War)中，為阻截蘇聯坦克進擊而發明了名為Molotov cocktails的汽油彈，以補反坦克槍械的不足。)

當時芬蘭士兵在嚴寒冬季相對蘇聯坦克在雪地行進佔有地理優勢。 書中提及芬蘭士兵不時趁蘇聯軍隊穿插樹林時埋伏突襲，儘管芬蘭軍隊在這場慘烈戰爭中遭受重大傷亡，但每有一名芬蘭人陣亡，平均約有八名蘇聯士兵陪葬。芬蘭的頑強抵抗換來了三個月緩慢痛苦的戰局，為蘇聯帶來巨大損耗，最終成功逼使史達林放棄占領整個芬蘭的野心。

但其後芬蘭在二戰時因與納粹德軍結盟「共同交戰」而戰敗，需向蘇聯償還巨額賠款，亦正因如此，迫使芬蘭發展重工業作出經濟轉型。戰後為避免遭到蘇共接管，芬蘭認清了很重要的政治現實：必須向蘇聯證明有能力信守戰敗協議承諾，哪怕犧牲一點經濟上的獨立和言論自由，以維持蘇聯信任。對蘇聯而言，芬蘭作為奉行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一直是它通往西方國家的主要窗口，因此從政治利益而言，讓芬蘭保持獨立與西方結盟，對蘇聯的戰略價值比接管芬蘭還要高。

芬蘭在解決國家危機上，表現了國民身份認同的堅韌和如何「選擇性改變」。作者認為，芬蘭人的國家認同感，源於其獨一無二而美麗的芬蘭語 (不同於印歐語系)，令許多芬蘭人為此決心承擔保衛國家的責任，為國捐軀，堅守政治獨立的核心價值。讀者若有興趣感受芬蘭的抗戰記憶，不妨跟隨作者建議，參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最大的公墓 ─ 希耶塔涅米公墓(Hietniemi Cemetery)， 裡面下葬了超過三千多座寫有芬蘭陣亡將士的墓碑，大部分的死亡日期都介乎1939至44年間對抗蘇聯的兩場慘烈戰爭，當時幾乎每個芬蘭家庭都有親人為此失去性命。

 

位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希耶塔涅米公墓(Hietniemi Cemetery)

今天香港同樣是奉行資本主義的細小地區，只有七百多萬(芬蘭今天人口亦只有五百五十萬)，人口和經濟規模固然無法跟中國相提並論 (但人口老年化是大國常見問題，日本尤甚)，回歸以後一直以粵語(和英文)作官方語言 (芬蘭人對於芬蘭語更引以為傲，激勵國民有勇氣抵抗強大外敵，在國難中生存下去)，隨著社會運動和中港矛盾日益加深，本土意識更不斷提升。地理上與(表面)奉行共產主義的中國接壤，除了作為它對外開放的主要窗口，更一直扮演「會生金蛋的鵝」：截至2018年，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當中，就有五成四來自香港。但隨著近年中國不斷收緊香港人一直享有的人權和自由 (盛傳有意強行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無疑面臨「殺鵝取卵」危機。

相比芬蘭人委曲求全的自保方式，香港人如何在內憂(黃藍陣營兩極化、 攬炒鬥爭) 外患的困境中作出「選擇性改變」再出發，是我們在疫情過後要反思的問題。

放眼全球，面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危機，各國又應如何應變？作者經年研究七個國家各自應對危機的經驗，得出十二個影響個人和國家危機的結果的相關因素，或許有助我們共同解決當前整個世界面臨的危機。

影響解決國家危機的十二個因素

(1) 承認陷於危機之中

疫情初期，不少歐美國家都錯誤研判疫情的傳播風驗 (西方有指是中國官方起初隱瞞疫情爆發所致)，未有及時調撥醫療資源和落實封關措施阻止在本地擴散，直至世衛在疫情爆發多月後才宣佈定性為「全球大流行 (pandemic)」，方令各國就應對疫情問題共同負起責任。

(2) 承擔採取行動的責任

當下與其抱著受害者心態追究疫情責任誰屬(例如美國政府將矛頭劍指中國甚至世衛)，眼前首要的是各國需各自承擔疫情防控責任以減少進一步人命傷亡。落實擴大病毒測試、果斷落實圍堵措施、加強病毒追蹤等措施，才是有效應對危機之道。一旦處理不宜，危機隨時演變成政治和經濟惡果，例如左右美國特朗普年底競逐總統大選之路。

 

 

3) 建立圍籬/選擇性改變

作出選擇性改變來處理危機前，先要界定自身什麼需要改變和保持不變 (例如制度和政策)。書中明顯例子是芬蘭和明治日本的情況。例如日本雖然在面臨突如共來的危機下急速推行「明治維新」提升國力，在祟拜天皇等生活文化方面則依舊不變。

 就今次瘟疫危機，全球可能面對長達一年甚至數年的疫情持久戰 (視乎疫苗研發到量產所需時間乃至「群體免疫」的所控情況)，一方面我們可能要持續改變一些個人行為 (例如勤洗手、出街戴口罩)以維持低傳播率，同時政府在制訂防疫措施時亦需要視乎疫情發展「可收可放」，總不能無了期停課或叫停正常經濟活動。因此不論個人或國家層面，大家都要學習「與疫共存」。

4) 由其他國家獲得物質和財務支援

早在「全球化」概念冒起前，二十世紀初已出現過西方國家對日本伸出援手的例子，由派遣顧問赴日，到接待日本的海外訪問團 (特別是1871-73年的岩倉使節團)，對明治日本接受選擇性西化帶來深遠影響。可是近年全球化令不少國家在經濟相互依賴(一體化)下，早已埋下金融和地緣政治危機伏線，沉寂一時的「保護主義」日漸抬頭。中美貿易戰背後，說穿了，不過是加快了「全球化」走向「區域化」的步伐。

直至今次瘟疫危機爆發，西方國家原本可依靠向中國採購價廉的醫療設備及抗疫物資，然而當中國因應疫情宣佈部分省市進入戰時狀態，有關醫療用品隨即變為戰略物資限制出口，迫使西方各國轉為指導國內企業投產抗疫物資以自給自足。例如LVMH集團便響應法國政府的呼籲，不足3天便已成功製作出第一批的Dior酒精搓手液，供給當地醫護人員使用；美國波音、福特等工業巨頭亦相繼被要求配合國家需要生產呼吸機。據《經濟學人》最新一期報導，病毒於去年自武漢爆發以來，美國進口稅率已重返93年以來的高峰，加快跨國企業搬遷其部分供應鏈，以減少對中國市場和生產的過份依賴。中國政府正威脅對澳洲進口大麥加徵懲罰性關稅，以報復澳洲政府呼籲各國加入病毒源頭的調查。

由此可見，「去全球化」在2020年後的世界，已成為不可逆轉的大勢。

5) 參考其他曾面臨類似問題的國家所設計的解決方案

南韓與中國雖然在病毒爆發初期未有制訂任何解決方案，但隨著兩地分別進行大規模病毒快速檢測和採取強力鎖國圍堵措施，在防控疫情上取得具成效的抗疫經驗，有助各國參考做法應對疫情。

6) 國家認同

在這場全球抗疫戰中，全人類要對付的唯一敵人就是病毒 (當然背後引申出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角力)，國家領袖或許比國家認同來得更重要，因為前者肩負著制訂政府防疫措施的重任。諷刺的是，近日香港疫情雖然有緩和跡象，彰顯了全港市民發揮團結力量齊心抗疫而取得「階段性成果」，背後可能緣於大多數香港人都經歷過03年沙士的陰影，亦有本地學者指出，更大可能與普遍市民對目前缺乏認受性的特區政府失去信任所致。
    

雖然香港本身並非一個主權實體，但當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經歷過「雨傘運動」以至近期的反修例運動後，無疑加強了他們對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書中談及的七個國家中，有六個國家在各自歷史上都展現出國家認同感對於解決國家危機的重要性。問題在於我們身處在互聯網資訊高度流通的「後真相時代」，國家透過網上文宣甚至出動「網軍」(例如五毛、小粉紅) 煽動民情的情況比比皆是。作者在書中亦提醒我們，某些國家可能會出於政治目的而將事實的部分敘述成事實之大部分 (陳述的部分事實甚至是正確)，以加強人民對於國家自豪感。

7) 國家誠實地自我評價

作者在書中提到美國人如今也未能誠實地自我評價，把美國目前的問題歸咎於其他國家，而非反求諸己，常見的包括將矛頭指向中國和非法移民。有報導指，自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以來，墨西哥總統曾多次敦促美國促進墨西哥內部經濟發展以解決非法移民問題，但特多次揚言要在美墨邊境修築圍牆以阻止非法移民，並要墨西哥支付有關經費，結果2019年聯邦政府卻因為議會爭辯高達50億的美元建造費議案而停擺35日。近期被批評抗疫不力的特朗普更聲稱，有證據顯示新冠病毒來自武漢病毒實驗室 (但很快又改口說病毒不是來自實驗室)，又重申中國未有及早阻截病毒擴散，揚言會向中國追究責任。到底疫情責任誰屬，相信歷史自有公論。

8) 以往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

新冠病毒在全球急速擴散，更令人想起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當時疫情持續3年，全球死亡人數超過五千萬 (目前疫情已在全球蔓延近5個月，全球「只有」三十多萬人死於新冠病毒)。過去一世紀的抗疫經驗，教我們明白國際合作和疫苗研發的重要性。作者在討論解決世界問題的章節中，曾提及1980年全球根絕天花是國際機構(世衛)共同對抗病毒的成功例證。雖然今次病毒株與當年沙士不同，當時全部感染沙士的人都會發病，今次患者在感染病毒後有機會在發病之前已有傳染性。但無論如何，經此一疫後，相信各國都會作更好準備，快速應變未來隨時出現的下一波疫情。

9) 國家失敗的應對之道 
   

由於國家制訂決策大多涉及不同持份者的談判 (獨裁國家除外)，因此解決國家危機時往往需要耐心，並容忍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挫敗。例如當1944年「繼續戰爭」(Continuation War) 結束後，芬蘭花了十幾年時間走鋼索，試圖找出可以安全地拒絕哪些蘇聯施加的壓力，以及可以安全地採用哪些獨立於蘇聯的外交政策，而不會引起蘇聯再次入侵。
    

面對複雜多變的病毒擴散，疫情嚴重的歐美國家更需要展現耐心和妥協，一旦在疫情未完全受控時就太早落實重啟經濟活動，或有可能觸發第二波爆發。

10) 針對特殊情況的國家彈性

一個國家可以在某些領域表現出彈性，例如過往政黨在民主制度下多會選擇政治妥協取得共識，但在其他領域可以變得僵化死板，例如宗教。但根據作者觀察，美國政治在過去二十年表現得愈來愈不肯妥協。特別是近年西方民粹主義抬頭，民意兩極化趨勢持續，極左或極右立場反而容易獲取選民支持。

有趣的是，以往我們多傾向相信「民主」比「集權」體制更有效應對國家危機。曾發表「歷史終結論」的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決定今次抗疫成效的關鍵因素，不在於政治體制之分，更重要的是政府上下能否強而有力帶領抗疫，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諷刺的是，香港抗疫取得成效，很大程度取決於民眾在疫情初期已不太相信政府防控能力，例如被動採取的封關措施。

11) 國家的核心價值

以上提到國家認同有助團結力量解決危機。要注意的是「核心價值」與「國家認同」兩者之間不盡不同：前者可以提供力量激勵民眾捍衛這些價值。還記得上月初英女皇罕有向全國民眾發表電視講話 (對上一次到了國會發表演說支持脫歐)，呼籲英國民眾上下齊心抗疫。英女皇縱然沒有政治實權，其言論依然影響國民信心，是國家的精神所在。而英國首相約翰遜最近多次公開表示引以為傲的英國公立醫療系統「國民保健服務」 (NHS)，都體現了現代英國的核心價值觀。
   
 

12) 擺脫地緣政治的限制

互聯網的急速發展雖然打破了地域界限，但一個地方的地理位置永不會改變。今日香港依然備受鄰近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限制了選擇的自由。疫情後的香港，到底會否像03年沙士後依賴內地自由行振興經濟，抑或努力構建所謂「黃色經濟圈」塑造另類生活形態來對抗紅色資本，值得我們日後注視。

結語

正如作者在總結所言，當下我們未必從本書所討論七個國家對危機的反應中學到什麼，然而關心國家歷史可以讓我們反思個人行為，而得出關係它未來行為的特定教訓。香港位處中國邊陲地帶，中港矛盾日深，情況好比處於好戰的俄羅斯周遭的芬蘭小國所面對的危險。當然，我不認同香港要像芬蘭擁有獨立國體，唯願香港人在過去一年的奮鬥，都像「芬蘭人」一樣，對「香港人」身份感到自豪。